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一、史前
水是生命之源。水与人类的产生、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存在无不与河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化石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一)旧石器时代
据考古发掘，在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发现距今约８００万年的古猿头骨化石，又称禄丰腊玛古猿。它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类化石的代表,又是长江流域人类的祖先。距今２００万年前的三峡“巫山人”化石和距今约１７０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化石的发现，标志长江流域从１７０万年到２００万年前，已开始进入了旧石器时代。那个时期的猿人已开始显示早期人类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他们开始使用工具。
长江流域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除了元谋猿人和巫山猿人化石外，还发现了郧县猿人、郧西猿人、和县猿人、巢县猿人等。元谋猿人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直立猿人，这表明早在1７０万年以前，长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了。观音洞遗址是国内迄今为止在长江以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大的文化遗址。它和北京猿人文化分别代表旧石器文化在中国南北方的两个支系。
旧石器时代中期相当于早期智人（古人）阶段，在文化上仍为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其打制石器技术和直立人相比有变化，但进步缓慢。考古先后发现了这个时期长阳人、桐梓人和而后的南京汤山直立人化石。
晚期智人（新人），即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石器的制作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尤其是在四川汉源县的富林等地用火遗址中可以看出，其人工造火技术较早期智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考古发现这个时期有丽江人、西畴人和资阳人。
(二)新石器时代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已开始由单纯地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
1.文化遗址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人们先后在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
(1)长江上游。在云南已知的遗址和石器出土地点达300多处，较重要的有元谋大墩子遗址和宾川白羊村遗址、怒江流域遗址等。在四川则以西昌的礼州遗址最典型，被定为“大墩子——礼州文化”。最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其年代大约起始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殷末周初。从已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那时三星堆的先民们已开始以农业为主，并饲养牲畜和捕鱼；当时的陶器制作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且已开始养蚕从事纺织。
(2)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洞庭湖及江汉平原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文化、湖北省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文化、湖北省天门石家河文化，及地处鄱阳湖及赣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其中彭头山文化，属新时器早期文化遗存。
(3)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有：紧邻长江三角洲宁绍平原浙江余姚县的河姆渡文化，太湖流域浙江嘉兴县的马家浜文化（以后发展成为崧泽文化）、浙江余杭县的良渚文化等。马家浜文化连接了该地区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的缺环，在村落、工具、陶瓷等方面都比河姆渡文化更进了一步。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已有一定的分工，从大型墓内随葬品中可以看出，玉璧、玉琮是象征特权的礼器，良渚文化所处的时代有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
这些遗址的发掘，使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面世。长江流域西自金沙江，东至海滨，萦带云梦、洞庭、鄱阳、太湖诸湖，都已进入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活。
2.史前文化成就
长江流域的祖先从以江西万年仙人洞文化为代表的穴居，经过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杆栏式建筑，终于进入到以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地面建筑时代。杆栏式建筑是人类居住条件的重大转折，它是人类脱离野外穴居转入室内居住的开始。杆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极具南方的地域特征，而有别于黄河流域的半坡地穴遗存。以后，南方许多建筑基本形式仍以杆栏式建筑为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江中游发现的湖北的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南岳等地的史前城址，已出现城市雏形。
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年，这里曾发掘出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遗存，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说明杭州湾地区的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已进入栽培水稻、开挖水井，制作陶器、木器生活用具的农业定居生活，狩猎只是辅助性的。农业的产生，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人们开始由以攫取自然界的动植物为主，转变为以种植作物为取得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
长江流域的手工业，主要有玉器、陶器、纺织、象牙、漆器等，与雕刻在这些器皿上的图画一起体现了原始艺术的产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手工艺品最为著名，其中有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漆器。漆树原产于中国，而利用生漆也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至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公认的蚕丝起源地。据考古资料分析，大约在6500年前河姆渡遗址第3层牙雕小盅上刻的蚕纹图案，可以说明当地人开始将野蚕驯化为家蚕。丝绸是长江流域对人类文明的又一大贡献，由此古代中国即有丝国之称。
钱山漾良诸文化遗址出土了三块苎麻布和苎麻绳，当时的纺麻技艺已经相当高。它与蚕丝一样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大突破。
玉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玉是吉祥物的思想古已有之。距今七八千年或稍晚的时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太湖马家浜遗址、宁镇地区北阴阳营遗址等都发现了玉器。至今约5000年前，玉逐渐被少数人垄断，直到金属饰品诞生，玉才退居第二位。
从河姆渡文化中还可以看出，史前人在绘画方面丰富的想象力与高超技艺。他们画在陶器上的纹饰既有形象的写实，又有抽象的写意，自然界的许多东西都成为他们表现的主题，而且已经有象牙雕、骨雕、木雕、和玉雕等。从河姆渡出土的这些雕刻艺术品来看，史前人的雕刻艺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原始的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人体装饰、日常生活器具及生产工具上。而人体装饰以颈饰最为盛行，如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颈饰、手链。
另外，从河姆渡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可以看出，史前人已懂得把美表现在生活和劳动之中。远古先民的舞蹈艺术，是与音乐等结合在一起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陶埙和骨哨，距今已有7000年，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之一。
在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遗址发现了与半坡遗址相似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无疑是长江流域原始文字的孑遗。尤其从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罐上有八个刻划符号，已被专家认为是长江流域出土的最早文字。
人类的起源离不开水，历史已经证明,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政权的稳定,更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治水活动早在鲧、禹之前就已经开始。“长江中游湖北天门市的石家河、荆门市的马家垸、石首市的走马岭，江陵县的阴湘城，湖南澧县的城头州城和鸡叫城等城址，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即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的城址，其城垣可能都有防洪功能。”同时指出，四川成都平原有6座古城有防洪功能；两湖地区的马家垸城、阴湘城、城头山城和走马岭等城址都有沟通自然水道的人工水系和排水灌溉与航运的功能，反映了远古人类防水用水的智慧。由此得出如下结论：“龙山时期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城市城壕，开沟通江河发展水运之先河……中国水利不是从大禹治水才起源的……”。（两处引文均出自杨秀伟《龙山时期古城有防洪功能的城池》）
二、夏商周至春秋战国
夏以前，黄帝与炎帝之战、共工与颛项之战及以后的禹征三苗，都促成了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商代，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若干文化区。到了春秋时期，长江流域则形成巴蜀、荆楚、吴越文化；战国之际，楚文化在与巴蜀、吴越文化的争雄中确立了在长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并对此后的华夏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一)夏代
中华民族的国家从一诞生就与治水关系密切。传说大禹之父鲧最初治水单独采取堵的方式，结果失败，被舜杀害。他的儿子大禹治水则因疏堵兼采、以疏为主而成功，被推为大酋长。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
长江流域由于三苗民族在与北方民族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败北及遭受洪水的冲击，其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禹征三苗的结果是将中原文化带到长江流域。在上海马桥遗址出土的文物就有大量的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而马桥文化经考证正在夏、商交界之际。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从此开始。
夏代，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由于受北方战争影响及洪水的冲击，发展缓慢，文明程度远不及中原地区。但其自具特色的经济和文化仍在上、中、下游得到发展。
上游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遗址根据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分析，可分为四期。前一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二期为夏时期，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金、玉、铜、陶、骨器，还有陶塑、石雕、石磐等物品。出土的陶禾皿、陶豆以及玉璋等，与从中原出土的夏代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相近。
中游主要以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为代表。其地理分布主要在鄂西北至豫西南、鄂西至三峡、鄂中氵员水流域及江西修水山背跑马岭这一地区。从湖北省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小件铜器来看，其文明程度已接近中原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石门皂市等地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铸造精细，造型奇特，花纹美观。其中有一种“虎食人卣”的铜器，因独具特色，引起国内外考古家的重视。
下游主要以上海马桥遗址为代表性。马桥遗址出土的三足盘、觚、鸭形尊、豆、簋、底盘等器物，和从安徽潜山薛家岗等地出土的鼎、盆、瓮、缸、罐等陶器和铜铃，都与二里头的同类器物接近。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夏代的长江经济与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也在创造着自具风格和特色的文明。
(二)商代
商代，长江流域青铜器的发展，出现了分别以广汉三星堆、武汉盘龙城、清江吴城和上海马桥等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区。
三星堆文化到了商、周时期已进入它的辉煌期，出土的铜神像数量之多、形体之大、雕塑之精美，实在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有一棵青铜树，用一个三脚架座支撑，座的三面各跪一个小铜人，当属下层，说明人已有尊卑等级之分。另外还有一个青铜人面像，通耳宽134厘米，额高70厘米，是已出土的世界上最大的人面青铜造像。除青铜外，还出土了不少工艺精良的陶器与石器。陶器不仅有牛、猪、羊、鱼等形状，还有酒器及贮藏柜。从三星堆文化遗址可以看出，巴蜀人很早开始就从事文化活动，创造了文字。巴蜀文字可能是中国先秦文字中除汉字外惟一可认的文字，但与汉字不属于同一系统。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处遗址为一座古城废墟，说明三星堆应为古蜀时期一个国家的统治中心。
黄陂盘龙城遗址是长江中游商代文化的典型。城垣规模不算很大，但建筑十分雄伟，随葬品十分多，且有3名殉葬人。随葬品主要以青铜器为主，另外还有石器、陶器、玉饰、骨器等，多为生产与生活用具及兵器。盘龙城文化遗址最大的特点是其文化内涵与中原高度一致。无论是宫殿的建筑手法、青铜铸造工艺、制陶制玉工艺，都与郑州二里冈遗址一致。下游最具有代表性的为位于江西清江的吴城遗址与江西新干的大洋洲遗址。两遗址均位于赣江两岸，相距仅20公里。吴城遗址最具代表性的是长廊式道路与铸铜作坊。由于在路的两旁分布有排列规整的柱洞，很可能是一条长廊式建筑覆盖的路，以此推断这是一处都邑。铸铜作坊说明吴城有铸造青铜器的作坊存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为全国商代出土器物中所仅有的。像异形剑、柳叶形矛、裁制刀、溜肩圆斧和犁铧等，不仅造型奇特，而且铸工精细，实属罕见。
吴越虽同属长江下游，但吴国距中原更近，已开始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当时鼎是南方的主要器物，鬲为北方器物，是商文化的主要特征。吴地宁、镇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就有陶鬲。可见当时吴国与中原已有交流。
(三)周代
周代，青铜与铁制农具代替了早期的木石工具，牛力犁耕代替了人力耜耕。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继续发展，开始与外来文化交融。尤其是荆楚文化，在从湖北黄陂鲁台山所出土铜器及孝感等地的灰色陶器看，似乎与中原文化同出一辙；长江以南出土的多有印纹陶，受百越文化影响较明显。这说明当时的荆楚文化既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在长江上游巴蜀文化居领先地位。从蜀墓出土的铜器来看，水路交战纹壶为其代表作。以葬具为例，当时的葬具为船棺，这也是巴、蜀人所特有的,而巴甚于蜀。从出土的巴蜀文物已看出受早期楚文化的影响。
荆楚文化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开始影响其他文化。随着楚人的武力扩张，楚文化也开始对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产生影响。有些被楚灭掉的小国，已逐渐从中原文化转为楚文化。如蔡国，从春秋晚期蔡昭侯墓出土文物看，已开始使用了表示身份等级的楚式鼎升鼎。随着楚国的强大，对吴越文化的影响也加深。如：江苏丹徒粮山墓中，东周楚式鼎与越式鼎共存(《文物》1981年5期)；虎丘墓出土的鼎、禾皿，形态与纹饰风格均为楚器风格(《文物》1981年第11期)；湖北当阳赵家湖出土的春秋早期的陶罐，颇具中原地区春秋早期同类器物的特征(《中原文物》1982年1期)。鄂东、湘东、湘南一带，是楚越文化的交汇区。从长沙出土楚俑中，有所谓“黥面”女俑，即越族的文身之习，施于面部者为“黥面”。
总的来说，周代长江文化在融合中向前推进，巴蜀、荆楚、吴越文化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趋势，荆楚文化领先。
(四)春秋战国时期
巴蜀、荆楚、吴越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首先与优越的条件密切相关。长江流域不仅物产富饶，而且水系发达，径流充沛，支流众多。在众多支流中，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就有437条。庞大的水系、丰富的物种，为远古先民们生息、发展和从事文化活动创造了条件。
1.巴蜀文化
巴蜀最初是指长江上游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也是两个区域名，主要在今四川、鄂西、贵州等境内。已出土的“长阳人”化石证明，早在十多万年以前，人类的远古祖先就在长江中游以南的清江两岸活动。清江流域后成为巴人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据传，巴人最早的祖先廪君就诞生在湖北清江南岸的武落钟离山。《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最早的蜀王据说是蚕丛，主要活动在岷江流域，曾参加伐纣盟会，西周中期称蜀王。下传于杜宇，继传于开明氏之后迁都成都，公元前316年并于秦，置蜀郡。历届蜀王中最著名的要数杜宇氏与开明氏。杜宇氏以农耕为主，相传他“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汉书·地理志下》）
玉垒山位于都江堰所在地的岷江岸边。开明氏是一个善于治水的人，由于治水成功，杜宇氏将王位传给开明氏。开明氏因治水有利，保证了当时农业的发展，建立了巴蜀历史上最长的开明王朝。巴、蜀特别是蜀地，矿产丰富，有铁、铜、锡、铅、盐等矿，可造青铜和铁兵器，为邻国垂涎。《汉书·地理志下》谓：巴、蜀、广汉本南夷，“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实、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祚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可见自蜀王杜宇以来，已经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经济文化已代表了长江上游最高水平。
(1)水利与经济。巴蜀发展到战国时期，由于藏聚财富、物产丰饶，已被称为天府。蜀地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天府之国，水利工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战国时期，秦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了都江堰，具有灌溉、防洪、航运等效益。当时除治理岷江外，还包括沫水、文井江、洛水、白水江、绵水等，成都平原成为一片沃土，良田千里。农业的兴旺带来百业俱兴，农副产品的丰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蜀地的纺织业发达，蜀国的布帛为秦所垂涎。巴蜀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2)科学技术。
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首推都江堰。它是至今仍在大面积受益的全世界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也是古代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古代设计最科学的水利工程。鱼嘴(以及金钢堤)、宝瓶口、飞沙堰，是都江堰渠首工程的三大主体部分，也是其科学性的集中体现。施工者巧妙地利用弯道原理和流体力学原理，解决了清除泥沙和防御洪水两大难题，历两千多年而不衰。
李冰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发现地下卤水后就开挖了一批盐井——这也是李冰大功于蜀的业绩之一。
四川地区的地下盐资源与天然气资源往往是伴生的。中国最早的天然气井，也就是春秋战国时先民们挖盐井时发现的，当时称之为“火井”，亦称“油井”。
蜀地由于矿产资源丰富，当时冶炼技术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生漆技术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如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漆器，是典型的蜀式漆器，做工精良。
巴国主要在川东一带。《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有“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之利。(3)文学艺术。战国时期巴蜀文化的发展已令人瞩目，从出土的战国蜀墓里的文物足以证明。其中成都市百花潭中学10号墓中出土的铜壶最具代表性。壶的周边饰满金属(铅)嵌镶的图像，表现了生产、生活和战斗的场景，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蜀国的兵器、工具、铜印上的“巴蜀图语”较有特点，其符号为锋、日月星三辰、人物和族徽。四川涪陵市小田溪巴墓出土的错金编钟和错银铜也是珍品。〖HT4”，6SS〗钅〖KG-*3〗享〖HT〗是巴人的乐器，上面多镶有虎钮，表达了巴人的信仰。
2.荆楚文化大溪、屈家岭与湖北的青龙泉三期文化的发现，已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勾画出来。大溪文化出土的石制生产工具磨制之精、刃部之锋利为同期石器所少见。楚国便是在这种社会经济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以后的楚人将制造青铜技术学到手，就地取材，国家也迅速壮大了。荆以楚著，古国名。始祖鬻熊，约当殷商时。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先民们在这一带繁衍生息，发展成为许多的部落和氏族，《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提到的三苗（别称“有苗”、“苗民”）即此。当禹
成为大酋长时，惟一能与他抗衡的就是三苗，所以大禹要征讨他们。到了殷商时，这一带已成为一个古国。到了若敖、分冒，有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处草莽”的艰苦创业的历程。后来，楚的政治势力已达到了鄂东，也就占据了湖北省鄂州的铁山与铜绿山，从此不乏铜铁，有助于征战与经济的发展。(1)水利与经济。楚国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楚庄王重用孙叔敖为令尹，他曾在淮南主持修建了期思陂，这是中国有历史文献记载中较早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比都江堰早两个世纪。
楚人还修建了芍陂，灌田万顷。湖北郢都纪南城发现了两座属于春秋晚期的水门遗址，水门置于流经城垣缺口的河道中间，为木构建筑，一门三道，足以看出当时楚人高超的水工技术。楚地坡塘田、堤防地的区分，与水利设施关系明显。楚国除修建陂塘、堤防等水利工程外，还发明一些简单的提水机械，如桔槔，用于灌溉。
水利设施的配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战国策·楚策》记苏秦游说楚威王，谓楚“粟支十年”。楚国的工业除了冶铜技术外，丝织与刺绣业发展迅速。楚虽蛮夷，却懂得重商，不像秦国将商人驱之于外，所以楚国的商业发达，楚郢就是当时楚国的商业中心。如范蠡本是楚人，在越为官，后弃官经商致富，号“陶朱公”。商业的发达，反过来促进了楚国农业与冶铸、丝织等手工业的发展。
(2)科学技术。楚国物质文化的兴盛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有关。首先是金属冶炼发生了变革。湖北大冶县铜绿山铜矿遗址经挖掘后表明，无论是冶炼设备还是冶炼技术都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从出土的青铜器看，在技术上，不仅采用了中原的分铸、焊合等法，而且创造了中原所没有的失蜡法或漏铅法。《楚文化志》称：“楚国在春秋晚期不但有块炼铁和白口生铁，而且这时块炼铁已提高到块炼掺碳钢，简单的白口生铁块已发展为形体复杂的铸铁器，铸铁柔化术也跟着产生了。”楚国铁器时代的到来，给兴修水利、开发荒地、挖掘矿藏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化。
其次是丝织业与刺绣工艺也达到相当的水平。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几乎包括了先秦时期全部丝织品种。其中运用的纬线起花技术、纬线起花绦带技术及提花等技术，已成为传统丝织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楚国的其他科学技术也十分辉煌。
《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载，战国时代的甘公和石申夫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湖北随州市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漆箱箱盖上按星空的方位写着二十八宿的星名。但此墓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可见二十八宿体系在甘、石二人之前已为楚人发明。江陵县张家山247号西汉早期墓，出土了竹简《算数书》，其内容、体例与《九章算术》近似，但时间早于《九章算术》。
中国考古史上最早的两张木床都出自楚墓，其结构精巧，有一张可以折叠。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双筷子、第一批完整的衣衾，也都出自楚墓。当时楚国的冶金、织帛、铸币、筑城等技艺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3)文化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文化的发展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春秋晚期楚文化异军突起。春秋时期五霸称雄，楚、晋两霸相争，实质上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楚国开疆拓土，所倚仗的不止是武力优势，而且还有文化优势。楚文化的扩散，大致与版图的扩大同步。当时的淮夷文化，尤其是吴越文化，从出土的文物来看，都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越王勾践的剑、吴王夫差的矛，流落到楚国，这本身就是胜利的象征。
楚国的学术成就，多居当时中国领先地位，楚人庄周、老子都是楚文化中的代表人物。道家与儒家同时兴起，前者代表南方文化，后者代表北方文化。道家的奠基者是楚国的老子，儒家的奠基者是鲁国的孔子。《史记》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庄子今淮河以南安徽定远县人。道家的奠基者是楚国的老子，主要著作为《道德经》，或称《老子》。“清静无为”，是老子哲学最后的落脚点，亦是《老子》一书的精髓。
小国寡民思想应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实际上后来的无君思想、“乌托邦”思想都是由此产生的。闻一多曾在《龙凤》一文中说：“龙凤是天生的一对，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对。”到了庄周，他比老子更进一步了，他追求个性彻底解放，其代表作《逍遥游》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公元前278年楚都东迁后，楚文化开始衰落了。但这个时候产生的黄老学说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融的产物，为后来汉朝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做好了理论准备。
惟楚有才。有人据清洪亮吉《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统计：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以楚人最多，……比如道家的老子、庄子、曷鸟冠子，名家的公孙龙子，兵家的孙子，法家的尸子(尸佼，据刘向《别录》说他是楚国人，商鞅的老师)，农家许行，纵横家的鬼谷子，都是楚人；其它如墨家学派的—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以及儒家学派的大师荀卿，他们都长期居住在楚国，受到楚国文化的影响。
(4)文学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文学达到先秦文学的顶峰，尤其是极富于浪漫色彩的创作风格，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周的散文。
先秦时期的诗歌，以风骚并称。风是北方诗歌——《诗经》，骚是指南方诗歌——《楚辞》；一个是“诗言志”，一个是“诗缘情”；在创作手法上一个是现实主义手法，另一个是浪漫主义手法。屈原身上集中了楚人与长江流域人们爱美、审美与探讨自然界与人世间问题的优良品质，以他为代表的楚文学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更是精彩绝伦。楚辞乃是具有长江流域语言特色的文学。
庄周的散文和屈原的诗歌都是前无古人的绝唱，尤其是宋玉从骚体变化出赋体，所著《高唐》、《神女》二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
李斯的《谏逐客书》，议论雄放而辞采华美，是战国晚期最好的一篇散文，他也是楚国人。
楚艺术更富于想象而多变化。楚歌与楚舞为其代表。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多达64件，还配有楚惠王所赠的一件，阵容壮观，功能齐全，这套编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具有12个半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影响深远。此时产生的音乐家，最著名的是泠人（伶人）钟仪、乐尹钟建及钟仪之子钟子期。他们都是楚人（见《吕氏春秋·精通篇》高诱注），另外还有伯牙也是楚人。楚国舞蹈最负盛名的是巫舞。屈原的《九歌》写了这种舞蹈。
楚国的美术作品有绘画、雕刻、图案三大类。迄今为止保存完整的先秦绘画有帛画两副和漆画一幅，即《人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均为长沙楚墓出土文物。这两幅画被视为国宝，是当今所谓国画先驱。1987年湖北江陵包山大冢二号墓出土的一幅战国中期楚漆画—《聘礼行迎图》，是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并代表先秦绘画最高水平的珍品。3.吴越文化长江下游古称吴越。这里雨量充沛，气候适宜，尤其是通江河道畅通，河网密集，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在春秋战国吴国建国以前，这一带原始文化就十分发达。早在六七千年前,良渚人诞生于钱塘江南岸，越国会稽山阴县地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分布区。与长江流域为邻的河姆渡人就在这一带种植水稻,植桑养蚕,建造房屋,繁衍生息。另外还有以首先发现于江宁县湖熟镇而得名的湖熟文化。湖熟文化实则包括苏、皖南部长江两岸文化。此文化极有可能为吴国早期文化。据说吴国开国君主——泰伯是从中原地区的周族而来。舜在越的时间并不长,大禹对越的影响比舜大,越人认为大禹是自己的祖先,一直有祀舜拜禹的遗俗。
长江下游的经济大开发，也是始于社会急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既继承先人之传统、遗风，也吸纳北方中原、齐鲁，尤其是荆楚的人才，所以吴越文化能在不断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当时的巴蜀、荆楚文化平分秋色。
(1)水利与经济。吴越经济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开发利用水利资源。
长江流域水运条件得天独厚，吴越人先秦时期就已开发长江的水运资源。人工灌溉系统从公元前11世纪开始兴建。泰伯、仲雍等为“备民之旱涝”而开凿的“泰伯渎”，是沟通苏州与无锡的一条人工河道，同时也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阖闾曾使伍子胥督役在太湖与胥溪之间开凿了一条“胥溪”。这条运河在阖闾攻楚时，为取得五战五捷的胜利发挥了作用。吴王夫差时，伍子胥在太湖以东又开凿了“胥浦”，此浦把太湖及周围天然河川连结起来。另外，吴王为了北上伐齐，还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把长江与淮河沟通起来；再由淮河北溯泗、颖等水，与中原沟通。这些水利工程作用有三：一为便利交通运输，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二为开垦与灌溉田畴；三为改变长江下游洪涝，免除“江海之害”。
这一时期，吴越的丝织业发展很快，已在江南普及，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之一。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吴楚边界女子，因为养蚕缫丝争采桑叶引发冲突，以致两国正式交战，史称“争桑之战”。可见养蚕对吴国之重要。吴王夫差也就在此基础上“建城廓”、“实仓廪”。吴越的冶金业发展较快，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反过来又促进了水利及农业的发展。
(2)科学技术。吴越国的科学技术最值得一提的是冶金术。出土于湖北江陵的越王句践剑是一柄“复合剑”。所谓复合剑，即剑脊和剑刃铜锡配比不同的剑。剑经过硫化处理，两面均有菱形暗色花纹，科技含量极高，实为当时天下第一剑。另外，吴越国的造船技术先进，已能造相当规模的战船，为赢得水上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3)艺术成就。江苏武进县出土的铜礼器和铜乐器制作精良，为吴国战国时期艺术品的代表作，其中的句钅翟是吴越特有的乐器，已所剩无几。吴国的一件铜器精品——刻纹椭杯，现被上海博物馆收藏。浙江绍兴市发掘的战国早期墓中出土的铜器是越国礼器的代表作，其中一件铜屋模型维妙维肖地再现了当时越乐队演奏时的情景。
春秋时代，江南地区开始有了供君王游乐的行宫别馆—馆娃宫。这是吴王夫差宠爱越国进贡的美女西施，为她修建的园林，也是最早的皇家园林，对后世的江南园林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秦汉至魏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相对稳定，黄河流域则多战乱。北方大批流民涌向南方，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和文化提供了人力、物力方面的保证。
长江文化开始同黄河文化有了更为广泛地交流和整合，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对长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文化在与黄河文化交融中得到发展。
(一)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治水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深远，政治制度贯穿于以后的封建社会。
1.水利与经济
秦汉时，长江流域较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已经开始。灵渠，至今已有二千二百年的历史，它不仅沟通了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水，而且成为南北交往的重要水上通道，对古代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秦汉时期的水文，不仅有雨情上报制度，而且还有水位测报工作，如都江堰设立的三个石人就是用来测量水位的。东汉时期，太湖流域兴建了规模最大的水库——余杭南湖工程，既有防洪作用，又有灌溉之利。水利工程的兴建，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发展。
东汉，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始精耕细作，农业的兴旺为其他产业的兴起提供了基础。长江上游滇池的灌溉兴起。雅安地区、雅砻江下游和安宁河流域大面积开发。尤其是成都平原富庶程度足与关中平原媲美。当时，汉中地区、南阳地区、襄樊地区开沟挖渠、引水灌田发展迅速，为全国著名的农业灌溉区。漆器制作、造船与航海及瓷器、丝绸纺织、酿酒、金属冶炼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交通及商业贸易方面，开辟了西南丝绸之路。西汉时长江上游川、滇之境，铜、铁、锡、铅等矿都在开采。长江中下游荆、扬二州冶铁业、铜业发达。《汉书．地理志》有豫章郡鄱阳县“武阳乡右十余里，有黄金采”的记载。这是长江中下游所见的金矿的开发。章城有铜山，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开采铸钱；又煮海水为盐，使得吴国成为全国最为富饶的地区。汉武帝“置盐铁官”，将盐铁收归国有，实行官营，从而使得冶铁、煮盐、冶铜等业在汉朝前期所取得的成就，从此萎缩下去。
东汉章和二年（公元88年）皇太后窦氏临朝，罢除盐铁禁令，纵民煮铸，民间经营农、工、商业的积极性大为提高，长江流域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涌现了许多商人。另外，东汉私有经济的发展，使得东汉产生了一批商人地主，产生了田庄现象。2.科学技术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特别是蔡伦发明了造纸。蔡伦为桂阳郡耒阳县人，所以纸的发源地是在长江流域。纸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作出的突出贡献。
湖北荆州地区发明的水力鼓风炉用于冶铁，这为当地农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了铁制农具，对后世的冶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两部书，都证明了中国天文学和历法学的高度水平。在同一墓中发现的西汉时期三幅地图，即当时诸侯国的部分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反映了当时测量“高、深、广、远”的技术，其计算、测绘知识已经达到非常科学的程度，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的最古老的地图。
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的女尸，经历了21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为世界科学史上罕见。中国早期的医学知识和技术集大成于汉代的两部医学典籍中，而这两部医学专著都产生于长江流域。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医书，展现了《黄帝内经》尚未整理定型时的医学理论。帛书中有《五十二病方》，长达15000字，抄于公元前3世纪末。东汉末年长沙太守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则主要介绍治疗方法。
3.思想与文化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贯穿于以后的2000余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以后的封建社会。
秦汉时期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控制到放松，再由放松到控制的过程。秦刚统一中国时，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焚书坑儒，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思想活跃的局面，是中国文明的一次大倒退，长江流域也不例外。
西汉初，各个学派思想又开始活跃，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在道家思想中渗入法家之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的帛书《十大经》、《经法》等，即属黄老之学，很能说明黄老思想的本质。这种学说反映到政治上，导致了汉初社会经济的复苏，长江流域开发继续前进。西汉中期儒学成为正统，而长江流域的杨雄、王充等人著书立说，离经叛道，被称为思想界的“异端”。
秦时，统一文字的主将李斯是楚人。他是在楚国成才后，来到秦国。
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守文翁(安徽庐江人)在成都开办了一个石室讲堂，这是历史上第一座由地方兴办的官学。在其影响下，四川其他州县也办起学校，为四川培养了大批人才。蜀中人民建祠纪念他。
东汉时，荆州经学名士刘表接纳天下学者数千人，荆州一时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后人称为“荆州学派”。它在学术上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时，在此后南方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4.文学艺术
秦汉时期，在民俗和礼仪制度方面，长江流域的巴蜀、荆楚、吴越都保持了各自的特色，丰富多彩。有些民俗如婚丧礼俗，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与中原地区相同。大部分地区都实行一夫一妻制，上层社会有妻妾制度。重要民间节日元旦、端午、七夕、重阳等也与黄河流域相同。端午节是为纪念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最初则源于长江流域。
汉时长江流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赋和诗两个方面。司马相如(四川成都人)、扬雄(四川郫县人)等人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朽的。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为《子虚赋》，扬雄的代表作为《反离骚》。他俩被后人称作汉代双星。《孔雀东南飞》是秦汉时期诗歌的代表作。从汉乐府收集的诗歌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的诗歌占绝大部分，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都有好诗传颂。
汉代的画象石与画象砖闻名中外，基本上出自四川。汉代由于经济繁荣，兴厚葬之风，汉墓中大量的画象石和画象砖由此产生。画石画砖的题材丰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艺术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此时长江流域的艺术，依然保持着战国时期的热情奔放，富有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色彩。楚歌、楚舞已成为朝廷的主要歌舞种类；乐器种类更加丰富。另外，绘画及其他造型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在挖掘出的当时最多的作品是制画和漆画。
(二)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繁，导致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由北方向长江流域移民，从而给了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大发展极好的机遇。
随后，建于长江流域的蜀汉政权与孙吴政权，跟中原的曹魏政权三足鼎立，达半个世纪之久。长江流域相对稳定使得各地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
1.水利与经济
三国时期水利事业的兴起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水利，以现在的镇江地区、太湖周围和安徽沿江一带最为发达，其次是长江中游的湘江、沅江、汉江和赣江一些地区。在孙吴以前，秦淮河与江南运河原不相通，要去吴郡、会稽，如走水路，必须沿长江至镇江，然后再由镇江南循江南运河到吴、会。孙吴建都于邺（建康），想把秦淮河与江南运河沟通起来，因而有破岗渎的开凿。孙吴时期，造船业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三嗣主传》天纪四年注引《晋阳秋》记吴亡，被收俘的有“舟船五千余艘”。人工运河的开凿，造船业的兴起，沿江港埠的修建，都推动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发展和沿江经济的繁荣。建邺当时就成了一个连结长江水运与吴、会水运的繁华城市。造船、交通运输与商业的发展，给海上交通事业的开发与拓展带来了机遇。孙吴的海船向北到过辽东与朝鲜（高句丽），向东到过台湾（夷洲），向南到过扶南（南越），当时在长江中游爆发的赤壁之战，从侧面反映出当时长江航运和船舶业的规模。
三国时期，曹操和孙吴皆因屯兵需要而屯田。建安五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刘馥积极地“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七门、吴塘诸，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及陂塘之利，至今（西晋）为用”（《刘馥传》）。而孙吴政权通过屯田，促进江南的农业生产，保证粮食的供应，使得太湖周围等地区成为东吴境内最富裕的地区。魏末，司马懿也曾大力垦殖无主荒地以为屯田。
在蜀国，诸葛亮提出了一套由乱到治的方针，主要是“先理强，后理弱”(《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他使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张裔传》），征丁1200人维护都江堰，使其得以继续发挥作用。
2.科学技术
长江中下游的手工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很快，纺织业以葛布、越布最为精致，瓷器制造业以浙江吴墓出土的青瓷鸟形杯和青瓷蛙形水注为代表。冶铁技术有一个带普遍性的成就，即“杂炼生（生铁）柔（熟铁）”法的采用。此法诞生于长江流域，能炼出优质钢材。冶铜最大的成功是新矿区的开发。南陵铜矿是丹阳铜矿沿长江向西的延伸，此时被开发出来。铜镜与铜器制造也达到了一定水准，湖北鄂城古井中出土的三件铜器为东吴铜器的代表作。造船业与运输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是将机械制动原理运用到船只的制造上，这也是造船业的一次革命。三国时期，孙吴人赵爽的《周髀算经》为《隋书·经籍志》所著录。他用弦证明勾股定理，至今仍有价值。天文学文面，吴太史令陈卓的星图，庐江人王藩制造的浑仪等，在天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
3.思想与文化
三国时期，从文化发展结构来看，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儒、玄、佛、道既互相竞争又互为补充、互相渗透。在传授文化知识方面，既有官办的儒、玄、史、文“四学并建”的学馆，又有私相传授的私学。南北文化既相互对峙、相互并存，又互为交融。
成都是是长江上游地区最繁华的城市,商业、服饰、饮食文化等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当时蜀地的今文经学比较流行，以董扶、任安为代表。
这一时期，佛教盛于南方，并在东吴建寺。孙吴境内江南学者如会稽余姚人虞翻著《易注》(已佚)，开以玄释经之风。
对长江上游南中地区（相当于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及云南、贵州二省，是古代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的开发是蜀汉政权对长江上游的一大贡献。诸葛亮平定当地少数民族的叛乱，使南中地区得以安定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方针与经济政策外，他还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心态与风俗习惯，使西南民俗与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
孙吴境内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都城建业及长江下游的吴郡、会稽郡、丹阳郡与豫章郡。
孙吴派卫温抵达夷州(台湾)，这是大陆大规模航海到台湾最早见诸于历史文献的记录。不久孙吴又派遣朱应一行出使海南诸国，开始了这一地区对外文化交往的历史。
4.文学艺术
三国时期，蜀地的文学主要以外来人士谷阝正善的辞赋著名，他所撰的《释讥》流传至今。
诸葛亮的散文《出师表》通篇凝聚着一个“忠”字，为后世忠臣所推崇，更为许多文人墨客所赞颂，至今仍被收入教科书，作为学生的范文。吴郡云阳人韦昭的《博奕论》被选入《昭明文选》。他改编的乐府歌辞十二首，歌颂尚武进取精神，被《宋书·乐志》收录。
当时安徽庐江产生了一位向往自由、反抗压迫的才女刘兰芝，随后记载她成长经历的《孔雀东南飞》问世，影响深远。
当时的音乐有吴歌、西曲。吴歌在东晋、南朝时颇盛，产生的中心是建康，其中多为民歌，如著名的《子夜歌》、《上声歌》即是该类作品。西曲产生较吴歌略晚，时在南朝宋、齐、梁时期，流传地区以今湖北江陵为中心，如著名的《莫愁乐》《那呵滩》等。
三国时，吴国的曹不兴，画艺精湛，擅长画动物、人物，和佛门造像。他不仅是中国画苑始祖之一，又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三)西晋时期
公元280年，晋灭吴，中国重新出现统一局面。西晋太康年间，全国出现了繁荣景象，但时间很短。“八王之乱”爆发，不久又有“永嘉之乱”，近九十万北方移民南迁，从而导致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大转移，长江流域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上升。
1.水利与经济
晋武帝推行“广田积谷”的政策。这一时期，引水灌溉迅速发展，遍及赣江、汉水、湘江、沅江和长江中游其他小支流如沮水、漳水、巴水、富水以及澧水支流涔水等。江苏镇江地区农田灌溉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著名的南漳灌区，还修建了一些后代也受益的塘堰，如赤山塘、练塘、丹阳湖，及位于唐白河流域的六门堰等。魏晋时期，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已开始繁荣，农业兴盛，城镇增多，洪涝灾害也日益严重。官员已开始重视筑堤防洪，凿渠排涝。像三国时修建的石堤，西晋时江陵城一带修建的荆江堤，汉江中游宜城、襄阳处的江堤等。荆州城外的江堤除防洪外，还有军事防守作用。两晋时期，还开凿了一些运河，其中以扬夏水道规模最大。
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经济继续发展。农业生产规模扩大，普遍采用围田而耕的生产方式，推广犁田耙田等新农具，农业耕作技术有很大的进步，粮食不断增产。
手工艺制造水平不断提高。长江下游的宜兴为青瓷器制造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与长江上游蜀地的水平大体相近，以后宜兴变成闻名全国的陶都。当时长江中游的陶瓷生产水平与下游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却反映了当地纯朴的民风。
西晋时期，长江流域的造船业继续发展。王氵睿在蜀中制造的船，可容纳2000人，而且船的种类也很多。
这一时期城镇增多，商业繁荣。
2.科学技术
当时金银铜器的制作已相当精巧。如在南京西晋墓中就出土了金戒指、银发钗等饰物。宜兴西晋周墓墩出土金属饰带17件，皆有镂空花纹，金属饰件中含有大量的铝。铝提炼很不易，这是化学史和冶金史上的新发现，反映了当时化学和冶金技术已达到了相当水平。另外，长沙出土的西晋马蹄蹬是世界最早的马具。以后传入中亚、西亚、欧洲，成为骑兵和骑士阶层的重要装备，影响到战争的胜负。
3.思想与文化
西晋时期，玄学得到较大发展。玄学的产生与经学思潮的没落，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产物。玄学以精神性的“无”作为思想核心，是一种非经学的、糅杂儒道百家思想、综合表现时代精神的新哲学。玄学的产生使江南世风由尚武走向崇文。
这一时期，玄学与佛理相互渗透，一些僧侣为了迎合名士，博览六经与百家之言，沟通玄佛义理，使得南方一些名士开始接受佛家思想，佛教盛行达到高潮。江南许多著名古刹就创建于此时。西晋文化界有一大特色，蜀、吴许多士人都是通过入仕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且以学习经、史为主，著书立说颇丰。论学术成就陈寿最为突出，所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对中国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4.文学艺术
蜀人李密在晋武帝泰始年间，朝廷召他到朝中担任太子洗马。他为了在家照顾年高的祖母，上疏朝廷，也就是流传后世的《陈情表》，通篇凝聚着一个“孝”字，被世人传颂千载，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四)东晋南朝时期
“永嘉之乱”以后，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汉族政权赖以生存的地区，黄河流域为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所在地，逐渐形成了南北割据的局面。以后，长江南岸的建康(今南京)成为六朝国都，推动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促使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重心南移。
1.水利与经济
东晋时，政治中心的都城建康成为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宫殿宏伟，寺院林立，一派繁荣的景象。长江下游除了建康外，京口、当涂都有成为商业城市的趋势。城市的兴起，主要以农村经济作为基础。当时江南一带已成为东晋粮食主要产地。江州鄱阳湖区粮食不仅有余，而且外运，蚕桑业也得到较大发展。荆、湖地区经济发展更快，夏口(今汉口)也成为江汉交汇和洞庭湖流域农产品转运的必经之地。襄阳为江汉重镇，由于农副产品丰富，已成为南北物资交换的据点。豫州刺史夏侯夔说：“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梁书》卷二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兴旺。益州(成都)当时成为西南各民族货物交流的重要市场。
2.科学技术
东晋南朝时期的科学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平。祖冲之是南朝伟大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机械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他在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数值推算到小数点以后七位数，这个纪录保持了九百年，并得到外国科学家的承认。
天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岁差的发现。岁差的发现为历法制定提供了科学根据。会稽虞喜是《安天论》的作者，也是天周与岁周之差的发现者与学说的创始人。祖冲之则是将虞喜岁差学说应用于制订历法的第一人，此发现对农业的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祖冲之还将机械制动原理运用到船只的制造上去，造出了“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南齐书》卷五二，造船事见于《长水校尉祖冲之集》)。
在医学与医药学方面，代表人物是葛洪和陶弘景。他们分别著有《肘后救卒方》和《本草经集注》，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有所建树。
3.思想与文化
东晋时期南北文化主要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峙。长江文化直接继承了中原文化，同时又在南方自身文化基础上发展，它是南北文化大汇合的成果。
经学的玄化与儒学的重建。南朝时期，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学并立。梁朝时期，梁武帝萧衍兴修国学，广增生员，对长江流域儒学的重建起了关键的作用，开了中国科举制之先河。在东晋时期，还产生了一批以范缜为代表的无神论者。他们反对神不灭论，宣传神灭论，在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代表作为《神灭论》。
三国时期，吴都建业成为长江流域的佛教中心。佛教在长江流域的影响逐步扩大，南朝时期走向繁盛，其表现形式是寺院和僧尼的增加。萧梁时有寺院2800多所，僧尼8万多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多所。译经总数成倍增加。其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提倡。道教至南朝继续扩大。由于统治者提倡，道观与道家著述不断增多。南朝时，道、儒、佛成为当时同行的三大信仰。
东晋时，南北朝廷多重视图书的收集整理。梁朝收书达到2968帙、23106卷，还确定了四部分类法，也就是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按经、史、子、集四类编纂。东晋时史学繁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南朝时，纪传体史书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确立了纪传体在古代史学中的“正史”地位。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雏形。这一时期还诞生了现存最古老、成书也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
4.文学艺术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同时兴起,产生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开创者。与此同时，骈文、散文等也日臻成熟。江淹的《别赋》、《恨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郦道元的《水经注》都成了传世之作。南阳鲁褒讥时疾俗的《钱神论》也是为时人的传诵之作。当时的小说也有重大的发展，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有《世说新语》。文艺理论开始兴起，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为这方面的代表作。
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和书法艺术，出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书法艺术领域甚至产生了书圣——王羲之。
音乐方面最流行的是《清商乐》。《清商乐》由于来自民间，传唱广泛，终于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音乐。后来，不少宫廷文人应时而作，如《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此乐后被隋文帝称为“华夏正声”。
另外，在太湖流域还有一种民间音乐——吴歌。这种民歌发展到南朝时，经文人润色，加以管弦，而成为一种歌体，极具江南地方文化特色。
此时，马戏、高跷、舞龙灯、狮子舞等杂技已开始盛行。
这一时期，私家园林开始在江南盛行。据《吴郡志》记载，顾辟疆所建之园，开创了江南私家造园之先河。兰亭、小隐山园等不少名园都建于此时。其园林特点是崇尚雅致自然，质朴旷达。开涧植林，聚石引泉，为以后园林的发展奠定了一种模式。
